廉政小课堂第9期

蔡以忱画像。1928年10月25日，因叛徒出卖，蔡以忱在掩护群众转移途中被捕，英勇就义。
蔡迪安 作

蔡以忱陈列室位于武汉市黄陂区蔡家榨街道蔡官田村的一栋三开间老屋，这里曾经是蔡以忱读书的启蒙地

       桂花浮玉，夜凉如洗。又是一个橙黄橘绿的金秋。
　　今年10月25日，是革命先烈蔡以忱殉难95周年纪念日。
　　木兰山的秋风，吹落了岁月的黄叶，却吹不走家乡人对蔡以忱的思念。近年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邀请文史专家与蔡以忱后裔一道，抢救性地搜寻史料，办起了蔡以忱陈列室，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
　　沿着先烈的足迹，让我们走进蔡以忱的一生。
　　“心中有天理，万物岂能侵”
　　蔡以忱陈列室选址于武汉市黄陂区蔡家榨街道蔡官田村的一栋三开间老屋，在蔡济民故居隔壁。这里曾经是蔡以忱读书的启蒙地。
　　走进蔡官田村，百年前的私塾无迹可寻，村支书带我们一行前来参观的人来到了“蔡公井”旁。青石垒砌的井口面积相当于半张乒乓球桌，地势倾斜，低处石板掩口，方便人们取水，高处砌起了弧形的围墙，围墙半人高，盖上黑瓦，有效地将地表水分流。双手捧起井水，清凉直沁心脾。大家站在树荫下，聆听蔡家的故事。
　　“蔡公井”源于蔡家祖上功德。《蔡氏宗谱》记载：世祖蔡完，进士及第，官至大同宣抚巡按，代天子出巡。然而，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大臣，却是囊中羞涩，至死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去世后多亏友人解囊相助，才得以返乡安葬。此事感动了明嘉靖帝，他赐蔡完匾额“清官第一”。
　　蔡家后人十分珍惜这份荣誉，黄陂蔡氏宗祠从此以“清廉堂”为号。随之，蔡家整修蔡官田村水井，定名“蔡公井”，福泽乡邻，源远流长。
　　当年，蔡以忱被送到蔡官田私塾启蒙，先生是本家的，有学问，还很体己。蔡先生带蔡以忱拜谒蔡公井，并讲述了关于“酌贪泉”的故事。当蔡先生讲到程颐吟出“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时，年幼的蔡以忱稍加思索，张口接龙：“心中有天理，万物岂能侵”，还表示永远不忘蔡公井，一辈子自守清白。
　　蔡家从江西迁来，代代践行耕读传家的好传统，出过不少有学问的人。正如蔡元培先生为蔡家宗谱作序所言：“迄今秀出班行之士，亦济济于黉序之中。”
　　蔡以忱的大哥蔡极忱，湖北商业中学毕业，随同盟会资深会员蔡济民参加武昌起义。年长10岁的大哥，十分关心兄弟们的成长。在大哥的帮助下，二哥蔡襄忱和蔡以忱双双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蔡以忱暗下决心，一定要为中华民族担责尽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学潮风暴席卷北京、上海、武汉、青岛等地。
　　5月17日，武汉学生联合会在中华大学举行成立大会，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陈潭秋、蔡以忱等学联骨干参会。那些时日，蔡以忱口诛笔伐，晚上写文章办刊物，白天游行发刊物，一天到晚，忙得脚不点地。
　　在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刘凤章的支持下，学联愈战愈勇。学生们一边散发传单，向社会说明真相，一边争取社会力量支持。通过分头努力，学生运动得到武汉律师事务所、红十字会和一些工商界人士的支持，全市商人、轮船水手、商轮公司相继罢工。
　　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斗争，武汉的学潮运动与京、津、沪同步，取得了重大胜利。
　　蔡以忱疲惫地回到了老家，父亲蔡宏熩抱着儿子泪流满面。这泪是欢喜的，三儿子终于回来了。这泪又是悲伤的。身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的蔡济民在利川县被害而死，还未能昭雪冤屈。大哥蔡极忱在战争中负伤，生命垂危，最终不治身亡。
　　就在料理蔡极忱丧事后的第三天，蔡以忱喜添贵子。他给儿子起名“惠安”。惠安，安慰了蔡宏熩的老年丧子之痛。
　　农民运动的“最得力者”
　　1923年5月，经董必武介绍，蔡以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农民的儿子，蔡以忱带着天生的朴素感情，为发展湖北的农民运动出生入死。
　　早在1924年的冬天，他就潜入黄梅县组织农民研究会，暗中发展党员。《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发表后，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支持下，蔡以忱积极筹备省农协，1927年被推选为湖北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此后几年，他多次深入县、乡，指导农协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蔡以忱临危受命，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农民部长。
　　在董必武的眼中，蔡以忱“最得力”，一是农运，二是宣传。他以扎实的学问作基础，舌如利剑，笔做刀枪，先后编辑过《湖北农民》《武汉星期评论》《武汉评论》等。他襄助武汉地委委员吴德峰创办崇实中学，并担任训导主任；任教于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党义研究所、两湖党校和工人夜校，主讲世界各国革命史。他操持长江书店落地汉口，印刷发行党中央刊物。至于写文章、搞演说，更是家常便饭。
　　蔡以忱作为湖北农运的领导人之一，既是农民运动理论的支持者，更是斗志昂扬的战士。他领导农民运动，不仅搞宣传，还抓枪杆子。大革命时期，蔡以忱组织农民培训班的四百余名学员编入贺龙部，壮大革命队伍。他分析：农运到了紧要关头，必须“拿起武器”。
　　这也为他日后参加秋收起义埋下了伏笔。
　　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回湖南组织秋收起义。
　　为加强秋收起义的领导，湖南省委决定，蔡以忱担任中共安源市委书记。
　　1927年8月31日晚，毛泽东等乘火车到达安源。第二天，秋收起义军事会议（史称“安源会议”）召开。会议决定，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正式成立。下辖三个团，第二团以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为基础，约2100多人，团长为王新亚，蔡以忱任党代表。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演绎出诸多的惊心动魄。起义筹备中，矿警队营长陈鹏意欲带队投敌。得知情报，蔡以忱当机立断，决定立即铲除内奸。9月5日凌晨，八个叛徒被抓捕处决。
　　9月12日，第二团向“吴楚咽喉”醴陵进发。部队赶到醴陵后，仔细侦察地形与敌情，制订了三路攻城的战斗计划，即中路主攻，左路占领制高点，右路袭击渡口，防堵敌人逃窜。战斗随即打响，当天下午，鲜红的大旗插上了醴陵县城头。
　　在胜利的欢庆中，蔡以忱接到命令，回安源市委主持工作。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接任二团党代表。
　　横刀眉梢笑
　　如今的江城，大革命的印迹依稀可见。中共五大会址原貌保存，文物依序陈列，革命先烈的群雕庄严肃穆。滚动播放的音像制品，正在讲述着那些不能忘却的故事。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蔡以忱参与了中共五大筹备的工作。为确保大会安全，蔡以忱带人精心选择会议地点。他们在武昌与汉口各确定一处候选。一处是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今武昌都府堤20号），靠近农讲所，便于警戒。另一处是汉口的黄陂会馆。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顺利开幕。
　　身为湖北区委委员兼武昌地委书记的蔡以忱与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吴德峰缜密分析侦察情况，一致认为：五大代表多数住在汉口，乘轮渡过江开会，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而位于汉口的黄陂会馆与国民革命军的练兵校场毗邻，立有“军事重地”的牌子，有荷枪实弹的军人巡逻，也有吴德峰的警察部队和工人纠察队便衣守卫前后，一般人不敢也很难接近。于是，经报筹委会同意，从29日开始，移至黄陂会馆继续开会。
　　中共五大诞生了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蔡以忱当选为委员。
　　对于设立中央监察部门的必要性，蔡以忱深有体会。在领导农民运动的四年中，尤其是经历阳新惨案处理的曲折过程之后，他刻骨铭心地体会到：纪律是胜利的保证。
　　1927年冬天，蔡以忱走上了另一个腥风血雨的战场。
　　冬日长沙港，北风呼呼，乌云密布，一艘客轮拉响了启程的汽笛。蔡以忱奉命赴常德组建中共湘西特委。
　　湘西特委第一次会议于11月上旬在常德城郊河洑山上的太和观召开。三十多位代表昼伏于丛林，夜集于太和观，整整四个通宵，完成了组建中共湘西特委的使命，选举彭公达为特委书记，蔡以忱等六位同志为委员。
　　湘西特委建立后，由于外部环境恶劣、成员的牺牲和叛变等多方面原因，组织遭受重创，一大批共产党人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当年年底，湘西特委部署“年关暴动”。
　　石门“年关暴动”选在除夕夜进行，蔡以忱和其他县委委员分头带队行动，点对点地惩处了一批反动官僚和乡绅，也引来了敌人的疯狂报复。半个月后，军阀雷世光师的一个团以军事演习为名，逮捕并枪杀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进步人士和学校进步师生，史称“石门惨案”。
　　湘西险象环生，共产党人几乎无处立足。特委机关幸存人员分头工作，时任特委常委、军委书记蔡以忱和委员游才英留在鄂湘交界的澧县活动，寻找机会争取湖北省委的支持。
　　蔡以忱随时准备牺牲。
　　他拿起纸和笔，分别给二哥蔡襄忱和发妻吴金梅写信。
　　妻子需要宽慰，蔡以忱有情有义：“我曾想我们俩身后合葬，现在看来也许是奢望了……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
　　二哥是读书人，通晓民族大义，蔡以忱在信中列举多个为理想而牺牲的先烈和战友，以死明志，并留下绝笔诗：
　　“申鸣大义臣，仗剑扫烟尘。横刀眉梢笑，忠贞掩昆仑。”
　　1928年10月25日，因叛徒出卖，蔡以忱在掩护群众转移途中被捕，就义于澧县小南门外，年仅29岁。